女子學編輯室：
邱明秀，她是全台第一位領有執業執照的助產師，從 1979 年執業開始，她陪伴著無數個產婦，歷經懷孕、落紅、陣痛、生產等過程，見證許許多多新生命的誕生。每一個孩子的降臨，對爸媽來說都是上天賜予的禮物，因此身為助產師的她，更肩負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面對各種突如其來的狀況，她該如何應對？助產師的職業又有什麼樣的難言之隱？
在台灣，許多人都對「接生者」抱有莫大的期待。接生者（不論醫師或助產師）不但要完好地接出產婦腹中的孩子，還要確保這個孩子頭腦正常、四肢健全。若「讓」產婦生出個不夠健康的孩子，接生者可得小心吃上官司。特別是在腹部超音波以及各項篩檢皆如此成熟的現代，初生的孩子要是有個什麼缺陷，產家極可能大肆責怪醫療人員：為何當初沒有檢查出來？是產檢太不夠仔細了嗎？
然實情是，即便在醫療發達的今日，產檢仍無法做到一丁點都不遺漏的完美。許多病症的檢查都只能預估出一個機率值，更別提有些疾病及部分罕見疾病根本無從篩檢起。不僅如此，假若胎兒在產婦腹中沒有擺好位置，有時連唇顎裂（兔唇）這麼明顯的病症都會看不清楚。我就曾陪著產家及其唇顎裂的初生兒趕至醫院做緊急治療。我還清楚記得當晚計程車上司機的驚訝反應：「唇顎裂的寶寶？居然沒有幫你們檢查出來？怎麼沒有告醫師？」（延伸閱讀：「我的成就感就是看到小病人便便」－那些白色巨塔裡教會她的事）
不可否認的，司機先生當然是一番好意，他的回應也只是現今大眾一般的想法。但，當社會普遍認為產婦生出不健康、不正常的孩子時是醫師、是接生者的責任時，醫師的接生方式便會不知不覺朝向醫療過度介入的方向前進（相較於助產師，醫師擁有更多醫療資源）。
而面對這樣的社會現況，對標榜「不讓醫療過度介入」的助產師來說，便只能摸摸鼻子， 拜託產家待自己寬厚些了。
猶記得多年前的那日，我剛為一名產婦接生完，就直覺到她羊水中濃稠呈墨綠色的胎便與身旁初生嬰兒的呼吸聲皆不甚對勁，想是那新生兒在母體內吸入了胎便，有可能得到「胎便吸入症候群」。這樣的判斷讓我趕緊拿起吸球協助清理嬰兒的口鼻，但清理之後，寶寶的呼吸聲仍不夠順暢。憂慮著寶寶吸入過多胎便，我和產家討論後叫了救護車，並協同產婦的丈夫一同帶著寶寶進醫院做進一步處理。
一方面擔心著孩子，一方面也擔心著自己；幸而那新生兒的呼吸道在清除胎便後，很快地恢復正常。從醫院返回助產所的途中，我開口問了產婦的丈夫：「假若方才孩子怎麼樣了，你會告我嗎？」
「怎麼會？是妳救了我們的孩子，我們又怎會告妳呢？」他如是回答。
對於這樣的回答，我充滿感激，能被如此溫柔地理解著，多不容易。
反過來說，若我不是如此幸運遇到深具同理心的產家，若孩子不是幸運地在醫院的工具將其胎便吸淨後全無大礙，我是不是就有可能收到法院通知，成為被告呢？ （延伸閱讀：生離死別教會她：人生苦短，讓愛自由）
然而，在接出孩子前，我又怎會知道他吸入了胎便？我所能做的，就只有在見到孩子的狀況後，做最快最有效的處置而已。
這就是助產工作。助產師得面對著許多未知，並時時在生死交關的當口上討生活，不時還需接納產家的怒氣與不諒解。
還真是難為啊。
在這樣難為的處境裡，有的時候，還有另一種為難：被我建議至醫院待產的產婦，執意在家生孩子。她們最常說的是：「如果明秀姐不幫忙的話，我就自己在家生。」這麼明目張膽的威脅和信任，還真教我不知如何是好。
會發生這種情況，其中一個原因是：居家生產的合適與否，並非絕對，而是有些模糊地帶的。因此，那些身處模糊地帶卻受我建議去醫院生產的產婦們，便常嚷嚷著還是要回家生產。比如當初超過預產期兩週、胎兒預估體重高於四千公克以上、醫師建議剖腹產的巧欣， 便硬是不肯進醫院，怎麼樣都拿她沒辦法。又比如小雯，生頭胎時癲癇發作，懷二胎時仍拜託我為其接生，當時的她拿著產檢正常的證明告訴我，這次會不一樣。我心中滿是掙扎無奈，協助小雯接生嘛，她又忽然癲癇發作怎麼辦？不協助小雯接生嘛，對堅持不到最後關頭不進醫院的她，是否會更危險？
我們後來簽了切結書，表明選擇居家生產是小雯的個人意願，她願意承擔所有後果。雖說如此，為她接生時，我依舊相當忐忑不安—我一直忍不住自問，若真出了什麼問題，我， 會被社會大眾所原諒嗎？
幸而這樣的忐忑並無成真，小雯的第二個孩子出生時，她的狀況好極了。而後她抱著那健康可愛的孩子歡喜地向我道謝，為整個產程畫下句點。
像這些有驚無險的接生過程，我遇過不少次，產婦憑著堅定信念與頗具說服力的威脅—我不協助接生，她們就自己在家生—讓我一次又一次誠惶誠恐地協助她們生產。當然，在做「為她們接生」這重大的決定前，我除了思量再三，通常也會與附近醫院的醫師反覆溝通，不論如何確保最大的安全性。
另外有些時候，產婦滿足了居家生產的所有條件，我卻隱隱不那麼確定能順利接生。例如芯怡的第二次生產。
對於再次為芯怡接生，我一直十分猶豫。
她的第一胎就是由我接生的，生得緩慢困難；第二胎又直至孕期第三十四週才找上我， 我請她來補上一次產前課程，她也缺席。產前最後一次的來訪，是來拿乙型鏈球菌的檢查報告（結果為陽性），其後芯怡便再也沒有與我聯繫。（延伸閱讀：【Her Story】從護理人員到開兩家冰店，堯戎：受施勿忘，施人勿念！）
我心想，這樣也好，或許她就選擇醫院生產了吧？然而，就在生產那日，芯怡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傳了訊息告訴我她要回家了。「我要被綁上NST 無壓力測試帶了，綁了我一定生不出來。」因乙型鏈球菌（GBS）陽性而正在醫院接受抗生素注射的芯怡在訊息內這樣寫道。
事出突然。但眼見芯怡就要回家生產了，我不幫忙行嗎？我只好即刻前往芯怡的住家進行協助。
我還記得芯怡的第一胎，子宮頸口開得十分緩慢，自醫院回到家中後約莫又過了二十個小時，到了隔天下午四時，子宮頸口才開到四公分。更折騰人的是，芯怡的體力並不好， 陣痛期間不時出現嘔吐和部分肢體痠麻的現象，我陪著她，像對待其他產婦那樣為她按摩、要她變換姿勢、讓她攀著家人緩步來回移動（俗稱慢舞，slow dance），最後在衡量她的各項狀況後，為她掛上點滴。
一般來說，若非情況特殊，我不會為產婦打點滴的。可是芯怡撐到了晚間十一時，早已累壞了。聽著她表達不適，看著她的倦容，擔心著她不堪負荷的體力，我做了各項評估，在徵得她的同意下，埋下靜脈置流針（IV.Lock），建立靜脈的路徑，做為產後緊急醫療用藥的事前準備。而後，
芯怡終於在凌晨一時四十分許產下了她的孩子，我也大大鬆了一口氣。
這段過程雖漫長且難熬，但終究是順利成功了。
我其實是個心很軟的人。總是在產婦亮著水汪雙眼、皺眉抿唇的苦苦哀求下，嘆了口氣再接下為她們助產的工作，即便有時我更希望她們能進醫院，待在先進的醫療設備身旁（當然，基本的配備例如點滴、吸球、氧氣筒等等我也是有的）。
接生？不接生？標準的拿捏該如何與時俱進地調整，是我需要認真面對的課題。過去， 我總是容易依著婦女，順著她們的心意而行；如今，我已開始學習更明確地表達自己的立場，用更專業的角度、更堅定的語氣提出我的建議）
事後不久，我在醫學中心陪伴長輩就診時，巧遇芯怡的婦產科醫師，他對我說：「那名孕婦打完GBS針劑後，就再也沒有回醫院生產。」我當下僅能表明自己「臨危授命」的無奈。
還是那句老話，將助產師編入正式醫療體系內吧，讓婦女能擁有助產師的協助，也擁有醫療設備的待命。那麼助產師的這些為難處境，肯定會大幅改善。（延伸閱讀：從表演劇團到「小丑醫生」，她要讓病房裡也能充滿歡笑！）
一定會的。
本文摘錄自《第一個擁抱：溫柔生產的順勢之愛》
作者簡介：
邱明秀，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助產研究所碩士，現任健保特約邱明秀助產所負責人、花蓮縣助產師助產士公會理事長、花蓮縣洄瀾婦女權益發展協會理事長、輔英科技大學助產系講師 、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臨床教師、衛生福利部產後護理之家實地評鑑委員等職務。FB粉絲專頁︱人性化生產（溫柔生產、居家生產、順勢生產、天賦生產）
